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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及其建構路徑

  內容提要: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建構文化自信愈發成為中國步入歷史新階段的緊迫任務。建構文化自信面臨諸多問題,具體表現為社會精神文明發展程度的相對滯后、文化價值訴求的相對混亂、中國主流價值觀念在國際社會的相對失語等,這些問題成為制約中國邁向文化強國的重要因素。我們需要站在時代發展前沿,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觀,反思并超越傳統意義上二元對立的文化觀念,努力克服現代性困境,破解現代性發展之謎,積極尋找建構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現實路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奠定堅實的文化基礎。

  關 鍵 詞:文化自信/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觀/文化建設/當代中國

  標題注釋:本文系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與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研究”(項目批準號:17ZDAL01)的階段性成果。

  文化自信問題現已成為當代中國在全球化浪潮的激蕩互動中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的:“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1]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走向未來的最堅定力量,只有文化自信,才可能建構起社會文化實踐的最堅實基礎。這就需要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視域下,自覺反思建構文化自信對當代中國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意義、如何看待文化自信建構過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如何求解建構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具體路徑等問題,明確這些問題對于我們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至關重要。

  一、建構文化自信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

  立足社會發展的時代特色與需求,樹立科學合理的文化觀,是理解文化自信基本內涵、把握文化自信現實意義、進而建構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理論前提。哲學家卡西爾認為,應當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明人的獨特之處,也才能理解人開放的新路——通過文化之路”[2]。所謂的“符號”就是人與天然自然相互區分的根據,而所謂的“文化”就是人所創造的符號系統,所以“‘符號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人類在符號的宇宙中——即在文化的世界中生長著,發展著”[3]。由此可以看出,卡西爾的文化觀至少包含三方面的理論啟示:首先,從文化生成的角度講,文化是人與自然區分的標志,是人所創造的符號系統的總和,指稱人所創造的整個“符號的世界”,而非符號系統的某一部分。其次,從文化與人的關系的角度講,文化固然是人創造的,但是文化也塑造著人,二者處于一種“同構互塑”的互動關系中。最后,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人的發展必然帶來文化的豐富,而文化的豐富也標志著人的進步。所以,文化與人都是歷史的產物,只有在歷史的視野中,人才能理解文化的內涵與意義;只有在歷史的進程中,文化才能賦予人超越自身的力量。

  實際上,卡西爾對文化概念的表述及其反映出的思想傾向,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有著深層次的理論契合性。首先,在馬克思這里,“符號的世界”實際意指人的勞動產物的總和,就這個意義而言,文化便分為三個基本領域,即物質文明領域、制度行為領域和精神文明領域(“廣義”的文化),而人類創造“符號的世界”彰顯人的本質以及超越自然的過程,其實就是人類通過勞動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馬克思認為:“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4]163其次,在馬克思這里,人與文化之所以能夠形成“同構互塑”的關系,恰恰是因為勞動是人的本質力量的體現,勞動的產物與人不是相互外在的,而是“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4]163。文化作為人的勞動產物,當然也就在本質上與人同一,并相互影響。最后,在馬克思這里,人是歷史的范疇,文化真正標識出的是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歷史辯證法,這正是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繼承與發展。“黑格爾的思維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學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歷史感做基礎。”[5]602而馬克思的辯證法正是以此為前提。“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著黑格爾在這方面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5]603,剔除其辯證法中的唯心主義的一面,使其成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所以,文化的發展,就是人類自我認識、自我揚棄、自我超越的具體體現;而人類的進步,則是文化演變從自在、到自覺、再到自為的現實歷程。

  應該說,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照下,卡西爾的文化觀得到了更為深刻的表述和更為豐富的闡釋。通過卡西爾文化哲學這一中介所確立的文化觀,并沒有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而是在傳統理論話語的基礎上,立足變化發展的社會現實條件,拓展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只有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觀為指導,才能在更為本質的層面上,反思文化自信的內涵及其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

  首先,文化自信是一種關系范疇,建構文化自信,對實現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平等溝通、維護國際環境的和諧有序具有重要意義。文化自信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主體間文化對比的產物,所以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是在與其他國家、民族的平等對話中形成的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認可。在步入近代社會以前,中華民族對其他民族國家抱有長久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不僅體現在綜合國力上,同時也體現在文化心理上。長期以來,中華民族將其他民族國家視為“外夷”,并將其他民族國家視為低于中華民族并附屬于中華民族的存在,在傳統觀念中這種文化心理一直被視為“文化自信”,但其實不然。這是因為,當中華民族在這種文化心理的作用下與其他民族國家進行文化比較并試圖探尋中華民族的文化優越性時,其他民族國家就不能在獨立自主的平等意義上獲得中華民族的承認。因此,在中華民族的視野中,其他民族國家并不是與中華民族對等的文化主體,可以說,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國家之間并不存在相互比照、平等互鑒的精神基礎,而在這種境況下進行文化比較所得到的“文化自信”,充其量只是一種文化優越感。就這個意義而言,長期以來中華民族便缺少與其他民族國家的平等的文化交流,缺少文化之間的對照與反思,這使得中華民族難以形成對自身文化演進歷程的特色與方向的總體性把握,難以形成對其他民族國家文化優劣之處的準確判斷,也因之與其他民族國家長久處于一種較為模糊、彼此并不十分了解的不穩定關系中。所以,當前我國積極建構文化自信,能夠超越傳統的文化心理定位,轉變與其他民族國家的交往方式,既不走霸權主義、沙文主義道路,也不因妄自菲薄而陷入文化虛無主義,而是在平等中尋求對話、合作、溝通、互信,為營造更為和諧穩定的國際關系與民族間關系提供必要的保障。

  其次,文化自信是一種現代性范疇,建構文化自信,對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浪潮的總體趨勢、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與文化優勢,具有重要意義。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同民族與國家間的交流融合日益頻繁,這種意義上的“普遍性交往”讓各民族國家明確了自身文化的優劣高下,進而催生了民族文化的自省意識。所以,只有在現代性的話語中,文化自信才能彰顯出強大的力量。馬克思曾認為,在前現代社會中,人的存在方式是以其相互依賴關系為基礎的,而處于現代社會中的人則在對物的依賴基礎上實現了獨立性。[6]古代中國處于前現代社會階段這種“最初的社會形式”,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并不具備形成平等獨立關系的生產力基礎。但是,隨著商品、貨幣、市場的發展而同步發展起來的現代社會,展開了一幅波瀾壯闊的全球化圖景,把世界各國、各民族卷入了世界市場,在市場領域就商品交換的主體而言,個人、民族、國家實現了相較于傳統社會階段而言的更高意義上的平等和自由。[7]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個人、民族、國家實現了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基于此,中華民族才能與其他民族和國家實現平等的文化交流,才能在總體性的視野中反思民族文化特色、形成民族文化自覺,這既是建構文化自信的必要前提,又是建構文化自信的重要目的。但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在促進民族對話、文化融合的同時,也催生了形式復雜的文化競爭與變幻莫測的國際博弈。所以,積極建構文化自信,一方面,能夠使中華民族順應社會發展趨勢,積極融入全球化進程;另一方面,也能使中華民族更從容、更自如地應對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挑戰,保持民族文化之獨立自主,超越現代化發展困境。

  最后,文化自信是一種歷史范疇,建構文化自信,對中華民族繼承傳統和推陳出新、積極把握時代主題與民族文化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進入現代社會之后,中華民族已經具備了全面反思本民族文化、逐步確立文化自信的外部環境,那么,建構文化自信的歷史依據是什么?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站立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13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中國人民應該有這個信心,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有這個信心。”[8]任何民族都必然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走來,都必然打上文化傳統的烙印,這一烙印既揮之不去又擺脫不掉,所以無論是否具有文化自信的自覺,無論在何種意義上對待傳統文化,對于中國人而言,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精華都已深遠持久、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每個人,影響著整個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文化性格,而這正是建構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歷史依據。當然,文化是隨著人類的發展而不斷豐富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同樣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的;不是墨守成規的,而是推陳出新的。建構文化自信,也必須立足現實、立足民族發展的時代前沿,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發展眼光,透視民族文化的長遠方向,指明民族文化的前進道路,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從傳統中汲取力量,才能真正理解當代的歷史使命與時代責任,才能更成熟而穩健地走在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上。由此可見,在當代中國建構文化自信,有著深刻的時代必要性和歷史必然性,它一方面是超越中國文化發展現實境遇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又是中華民族立足現實、實現復興的必然選擇。

  二、當代中國文化自信建構過程中的問題

  在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建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歷史在資本的內在驅動下,以經濟全球化的形式,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5]32而經濟全球化給每個發展中國家既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19世紀40年代,中國逐漸被迫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環,但是,近代中國卻沒有能夠贏得真正的競爭優勢,反而一步步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泥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的序幕逐漸拉開后,中國走上了經濟發展的大道。就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建構而言,也是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中國應該順應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實現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從前現代到現代的歷史性轉型,并以此全面推進文化自信建構;但是另一方面,與世界各國一樣,中國也面臨著優秀文化價值傳統被“解構”“祛魅”等現代性困境。總體來看,這些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建構過程中,物質文明建設取得了豐碩成果,而精神文明發展水平與之并不完全匹配。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解放思想,正確估計國內社會發展的階段特點;審時度勢,清晰把握經濟全球化的總體方向,敏銳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9]。市場經濟原則被引入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全面開啟。近40年來,中華民族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面對金融危機,中國經濟能夠保持中高速增長,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名列前茅,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到八十萬億元,穩居世界第二,“中國經驗”越來越能夠為世界經濟的平穩運行與發展提供借鑒。與物質文明建設相對應的精神文明建設或者說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文化建設問題,同樣是黨中央十分關切并重視的理論與現實問題。改革開放初期,黨曾提出一系列“兩手抓”的方針,如“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質文明”,十二屆六中全會更是專門明確指出了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方向、性質、任務、方法。[10]但是,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成果,沒有完全跟上我國物質文明建設的總體步伐,在世界文化舞臺上,中國的文化軟實力發展仍處于相對落后的尷尬境地。

  其次,在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建構過程中,公民的價值訴求還較為混亂。我們知道,價值觀是最能夠體現民族特質、彰顯民族情感、凝聚民族精神的,但也正是價值觀這一領域在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首當其沖,遭受了來自多方面的巨大沖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實行“走出去、引進來”的發展戰略。縱觀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態勢,西方資本主義雖然內部矛盾重重,但仍舊處于強勢狀態。在資本關系極為活躍的現代市場中,每個人都是特殊的個體,都為了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從事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化生產勞動,在這里,對于個體而言,社會福利并不是目的,而僅僅是手段,個人的福利才是最終目的,并得到社會的承認和保障。[11]馬克思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的變革必然引發社會整體的變革。[5]591-592所以,當市場關系在中國社會大行其道時,當人人利己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則時,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張力、東方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矛盾便日益凸顯,影響著每個人的價值選擇。不得不承認,市場經濟及其背后的資本關系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沖擊和消解了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價值觀念和當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表現為具體的社會生活領域的價值訴求的混亂。

  最后,在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建構過程中,中華民族主流價值觀念及其話語的世界影響力還相對薄弱。當前,隨著“走出去、引進來”戰略的深入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得到了總體提升,在世界各國體現“中國元素”的文化產品逐漸增多,如中式服飾、中式建筑、中式餐飲,等等,不管是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還是在虛擬的影視作品中,都不難發現這一點。但也必須看到,這些“中國元素”仍舊主要限于文化的物質文明層次,而要想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人民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品格,理解中華民族和平發展、相互促進的復興之路,與世界各國在精神價值層次的平等對話與深度交流就是至關重要的。不過,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與傳統價值話語在與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似乎總是處于弱勢地位,這不僅成為我國向世界一流強國邁進的文化阻礙,同時也成為威脅我國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隱患。

  這些問題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建構帶來一定的挑戰。今天,我們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來強調文化建設,首先就需要克服對于文化的褊狹理解。我們知道,在傳統的理論視野中,所謂的“文化”即狹義的文化,是指與經濟、政治相對應的觀念形態,具體的文化結構則由文學藝術、倫理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宗教神學和哲學相互滲透并最終確立,所以,文化及其結構被稱作思想的上層建筑或觀念的上層建筑。所謂上層建筑的產生、性質、變化發展,都要由它所賴以形成的生產關系的總和即經濟基礎決定,即便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存在反作用,這種反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就沒有強有力的上層建筑。[12]218-205傳統理論把文化放在了社會整體發展的附屬地位,附屬于社會的經濟基礎,附屬于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這種思路的一個重要理論前提,即認為經濟與文化“是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社會結構的不同層次”[12]219,并且經濟單向度地決定文化,而這的確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發展模式提供了理論依據。應該說,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甚至更早的歷史階段,強調經濟發展并集中一切力量推進經濟建設是維護民族獨立、實現國家富強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舉措,所以對文化內涵的理解及定位有著特定的時代特點。

  但是,這也在客觀上造成了我們對經濟和文化關系理解的簡單化,以為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文化進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文化建設,這使得當代中國精神文明的建設程度與我國GDP總量日益增長的經濟發展現狀并不匹配,與我國綜合國力日益強大、國際影響力日益提升的總趨勢并不同步。另外,在當代世界,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交流、合作與對話是全方位、多層次和寬領域的,這意味著國家間與民族間的關系不是只有經濟關系,也不是只要能夠積極把握好經濟關系就能實現文化上的彼此認可與互信。實際上,隨著現代社會的深入發展、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經濟與文化的界限似乎變得不再那么清晰分明,經濟的文化含量越來越大,文化的經濟價值也越來越大。霍克海默就曾直接使用“文化工業”概念,試圖闡明資本主義時代的經濟文化特征。[13]無論這樣的思想是否能夠經得起邏輯和歷史的檢驗,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而言,對于整個世界歷史的演變而言,經濟和文化的關系已然錯綜復雜。

  所以,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觀的基本立場上,反思并超越傳統理論話語所奠定的文化觀,使之契合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征,對于我們掃清文化自信建構過程中的現實障礙、尋找當代中國文化自信建構的具體路徑具有前提性意義。

  三、當代中國文化自信建構的現實路徑

  在當代中國的發展語境下建構文化自信,是一項極為復雜又勢在必行的社會工程,具體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大力弘揚主流文化。當代中國的主流文化,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它既是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實踐的精神呈現,又是實現社會平穩有序發展的核心力量。黨的十五大報告就強調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這表明,弘揚主流文化必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只有馬克思主義始終把全人類的解放視為其理論的最終目的,只有馬克思主義始終把生產力的進步視為變革歷史的決定性動力,只有馬克思主義始終把人民群眾視為創造歷史的唯一主體,也可以說,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把握歷史發展的前進方向,才能順應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謀福利。弘揚主流文化,必須提高人民群眾的道德修養與法律意識,綜合提升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既是國家治理的參與者,又是國家的建設者;既享有國家賦予的基本權利,又對國家擔負相應的義務。在當代中國的發展語境下,應當積極提升全國人民的法律意識、道德修養,使各族人民在合理合法的框架下,履行自己的權利,為國家的發展繁榮作出貢獻;承擔自己的義務,為國家的穩定有序提供保障。在全國人民的合力中,促進國家的整體發展。弘揚主流文化必須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在人類社會發展的當前階段,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世界各國、各民族正日益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進步也離不開中國。所以,弘揚主流文化必須順應時代發展的大趨勢、融入世界變革的大浪潮,吸收人類文明成果,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真正為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其次,積極培育精英文化。精英文化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人文知識分子創造、傳播和分享并承擔教化使命、價值范導功能的文化形態。[14]精英文化往往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有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情懷,并試圖通過對社會生活“真理”的思考與揭示,指明其所處社會的具體前進方向。從歷史傳統來看,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便具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歷史使命感,可以說,在歷朝歷代都能找到典型的代表人物。在古代西方社會,同樣存在類似的“精英文化”,從古希臘柏拉圖的國家學說到中世紀奧古斯丁對“上帝之城”的描繪,再到近代政治哲學家對社會契約的反思,雖然不同思想家關注的問題不同、提出的解決問題的路徑與方式不同,但是其共同之處在于他們的思想都具有極為深刻的現實關懷,他們都試圖追求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崇高信念與永恒價值。隨著資本主義世界歷史的全面展開,精英文化在“文化建構”的歷史傳統上,又衍生出了“文化批判”的維度。應該說,在東西方的思想發展史中,都存在對社會流行文化的批判與反思,但是,文化批判成為一種具有共識性的思維方式并把資本主義視為自己的批判對象,卻是現代社會所特有的。在西方,面對資本主義的諸多弊病,思想家們紛紛試圖從各自的角度實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超越,馬克思自不待言,馬克思之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更是把“文化批判”視為自己的重要理論旗幟,如著有《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盧卡奇、著有《單向度的人》的馬爾庫塞、著有《景觀社會》的德波,等等,他們無一不從文化層面展開了對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闡釋與反思。實際上,無論文化批判是否把理論的演繹推向歷史發展路徑的反面,這種批判式的精英文化都的確給現代人帶來了警醒與啟發,并為人類探尋未來的可能社會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就這個意義而言,批判式的精英文化與建構式的精英文化的最終目的是一致的,對于現代社會的發展而言也都是極為必要的。在當代中國,我們也應當在黨的領導下,在傳統建構式精英文化的基礎上,培育批判式的精英文化,密切關注社會現實,主動與經濟領域中的資本邏輯及其話語保持距離,守護中華民族的精神高地,堅定文化自信,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道路。

  最后,正確引導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現代社會的特有產物,是工業化的結果,它最早產生于20世紀30年代的西方社會。西方思想界也是從這時起逐步展開對大眾文化的系統關注與理論反思的,阿多諾、霍克海默、利奧塔、哈貝馬斯等思想家都對大眾文化有過獨到的論述。20世紀末,大眾文化在中國逐漸發展繁榮起來,現在,大眾文化已然成為人們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眾文化呈現出以下幾個基本特點。第一,商業性。大眾文化是典型的商業文化,正如市場領域的商品一樣,大眾文化同樣遵循市場原則,以獲取價值為目的并進入交換領域。第二,世俗性。大眾文化是一種市民文化,帶有很高程度的私人性,因此,大眾文化的內容與性質也帶有很高程度的多樣性乃至多元化特征。第三,娛樂性。娛樂性是大眾文化的重要特征。在日常生活領域中,人們的直接需要往往帶有非常明確而具體的娛樂化傾向,而這直接規定了大眾文化的具體內容及其內在性質。總體來說,大眾文化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推動了文化市場的繁榮發展,但是也存在不容忽視的問題。第一,大眾文化的商業性及其市場化,使得大眾文化的根本目的更趨向于滿足其生產者的私人利益,而非大眾利益。第二,大眾文化的世俗性及其私人化,使得公民精神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價值訴求多元、混亂、無序的局面。第三,大眾文化的娛樂性,使得大眾文化的傳播內容及其方式存在明顯的“三俗”化傾向。毫無疑問,大眾文化內部存在的種種問題,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以及當代社會的主流文化。因此,必須在促進文化發展繁榮的基礎上,正確引導大眾文化的發展方向,使之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精神需要。只有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建構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才能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積極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不僅關涉中國自身的發展,更關涉世界各國、各民族的發展。隨著世界歷史進程的深化發展,建構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必然要在中國與世界的互動中實現。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在我國成功召開,1200多位來自世界各國、各民族、各地區的代表齊聚北京,共赴這次“千年之約”,這正是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積極建構文化自信、促進世界文化繁榮的重要表現。兩百多年前,黑格爾曾認為人類社會發展進入現代以后,世界精神將從東方轉向西方,然而現在,作為文明古國的中國,正在重新煥發出強大的民族生命力與文化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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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鄒廣文,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田書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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